3月份以来，高校2019年自主招生密集启动，包括清华、北大在内的40余所高校公布了自主招生简章。与去年相比，不少高校今年的招生规模明显下降、部分学校取消文史类学科、报名门槛再提高、分数优惠有所降低、增加体质测试。其中，多校将报名门槛设定为“在全国中学生奥赛省级一等奖及以上”。也因如此，今年的自主招生被认为是“史上最难”。

　　“明者因时而变，知者随事而制”，高校自主招生从多方面收紧，有其现实针对性：在自主招生“黑幕”“猫腻”频现的背景下，这些动作的“矫枉”意味不言自明。

　　对自主招生改革来说，“永远别忘了为什么而出发”，才能锚定改革方向和路径。应看到，自主招生本就是为弥合“一考定终生”的应试化积弊和“不拘一格选人才”的社会期许之间的差距而生，自问世起，它就肩负起了探索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重任，成了高校在高考之外选拔人才的重要路径。此举给了高校灵活选才的自主权，也为很多“偏才怪才”提供了更多机会。

　　但自主招生按下启动键15年来，许多问题渐次凸显：自主招生中的“自主”二字，原本是为了赋予高校更多自由裁量权，可无论是自主招生考试演变成“小高考”，还是催生代写论文、买卖专利乱象，衍生大量招生腐败，都跟自主招生的制度设计初衷相悖，也让教育公平打了折扣。

　　2018年8月，“河南四家长质疑考生高考答题卡被调包”事件甚嚣尘上，最后当地官方调查结果显示，不存在人为调包试卷和答题卡现象。但该事件并未因此收尾，舆论又开始朝着“质疑者反遭质疑”的方向发酵——涉事学生苏小妹通过北师大自主招生初审的论文被指涉嫌抄袭，其所在郑州一中还有另外四位同学的论文也存在同样问题，苏小妹父亲、起初质疑答题卡掉包的主要当事人竟表示：“天下论文一大抄。”在此之后，还有人通过检索，扒出“九省市高中名校学生论文涉嫌造假”，将自主招生中的弄虚作假问题带入公众视线。

　　更早之前，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暂停自主招生一年，这也被指跟招生腐败有关——2014年，该校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就因涉嫌受贿罪被批捕。还有媒体报道，近些年来，部分培训机构表面打着“高考规划、咨询服务”的旗号，背地里却明目张胆声称“花钱可买论文搞奖项”，承诺“初审包过”，致使自主招生沦为其谋取利益的工具。

　　“自主”变成了暗箱操作的培养皿，加上会扩大城乡和区域教育差距，舆论对自主招生的态度也在转向。问题丛生之下，自主招生改革逐渐到了箭在弦上的地步。

　　自2014年起，教育部就贯彻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规范高校自主招生，包括重点强化自主招生工作的11个“不得”工作禁令，建立高校领导干部子女报考本校的回避制度、违规评委黑名单通报机制、禁止内设学院及教职工组织或参与相关应试辅导培训等制度，并加强自主招生命题、将学校考核安排在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、考核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等，要求高校严格落实自主招生信息十公开等。

　　2017年，教育部又印发《关于严格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，从报名条件、材料审查、学校考核、监督制约、惩处造假等5个方面提出“五严格”，并在自主招生历史上首次提出“对查实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考生，取消其高考相应资格”。

　　今年1月初，教育部又发布了《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了“十严格”要求，从招生政策、招生程序和监督管理等方面严加规范，其中要求高校要严格报名资格条件，不得简单以论文、专利、中介机构举办的竞赛（活动）等作为报考条件和初审通过依据。这被称为是自主招生史上最严格的规定。

　　在此情势下，自主招生收紧，将权威性高、公信力强的学科竞赛作为“标配”，对单科成绩、论文、文科类竞赛奖项等昔日自主招生“敲门砖”较少提及，还有优惠政策更加严格，都是秉持问题导向，也顺延了此前的“从严”态势。可以预见，这会契合很多人对招录公平的预期。

　　考虑到新高考改革已经来临，“分类考试、综合评价、多元录取”的十二字方针，让高校招生已不再是仅凭一次高考成绩，而是“两依据，一参考”（依据统一高考成绩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，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），自主招生的收紧，不意味着综合评价体系在萎缩——毕竟，作为高招主要通道的高考，已经在揉合更多的“综合评价”成分，自主招生的价值也因此递减。

　　接下来，在用多重手段堵死自主招生的寻租空间后，为确保作为“立交桥”式多元选拔评价体系重要一环的自主招生，仍能发挥其价值，有必要对其制度设计进一步完善，如在推进自主招生透明上继续下功夫，也对自主招生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加以再平衡。

　　说到底，自主招生在招生规模、优惠幅度上做“减法”，是为了在教育公平度上做“加法”。招生规模、优惠幅度等“缩水”，是为了避免自主招生“注水”。也希望随着自主招生制度设计愈发完善，其功能性与公平性得到更好的平衡，进而对接社会期许。